上古

2009年8月15日补记：突然想到，即使《保训》简的字体与楚系文字有较大差异，不过只能说明它可能不是楚系文字，其他的什么也证明不了。不过既然已经用《楚系文字编》进行对比，那么就坚持比较下去吧。也可以看看，《保训》简和典型的楚简之间到底有多大的距离。

《保训》简的消息，从2009年4月28日在《光明日报》上披露以来，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兴趣。但是，大多数人毕竟没有机会目睹实物，无从学习、讨论。《文物》2009年第6期封二发表《保训》11支简的彩色照片，真是一件好事（发表得快当然是好事），同期发表了李学勤先生的研究文章和“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”的释文。另外，清华方面6月15日举办“清华简《保训》座谈会”，其报道也见诸报端，可供参考。（清华简《保训》座谈会纪要）俺本想第一时间学习一下，没有办到，现在有空，就参考释文和各家意见做一札记。

《保训》之名来自第一支简中的“保训”二字。从文字的字体和书写风格上看，带有楚系文字特点，但不如俺从前看的郭店简《老子》那样流畅、洒脱，显得笨拙、滞碍。第二支简上半部分残缺，十分可惜。有学者怀疑这篇楚竹书有伪造的可能，提出了一些质疑，下面也学习、讨论一下。俺的想法是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和郭店简、上博简等楚竹书中的文字进行对比，看其异同。现在楚系文字编的书挺多（我手头有李守奎先生主编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1-5文字编》、滕壬生先生编《楚系简帛文字编》，以下分别简称《上博编》、《楚系博》），所以这项工作也好做。

“隹王五十年，不瘳，王念日之多鬲，恐述（坠）保训”。

，隹（唯）字写法比较怪异，具体说有两怪：一是“翘嘴瞪眼”，有点像小孩画得小鸭子的头部，二是和翅膀相交的那条竖斜线最上端向下曲折，略成“入”字形（），这是过去楚竹书中未见的。从《上博编》（196-197页）、《楚系编》（365-367页）中找几个“隹”字对比一下吧：

对比结果是，《保训》“隹”字和此前楚竹书“隹”字差异很大。查查《金文编》，从殷至战国，也未有《保训》的这种写法。

，“五十”，有合文符号。 “五”、“十”二字均较生硬、笨拙。合文符号上距五字较近。《楚系编》1264页几十合文选录如下，对比对比：

，“年”。查《楚系编》“年”字头（672-673页），看到楚系文字“年”的一特点，即“禾”下“人”字演变为“千”。此外，“禾”字首笔也较洒脱，流畅。相比之下，《保训》“年”字，“禾”下之“千”字形不明显，具体说：一是人字左边纵向一划（撇？）不明显，太短；二是人字上似无那一短横，即看不出“千”字字形。另外，禾字首笔（谷穗）颇感呆滞。//sigh 还是看一下《楚系编》中的“年”字吧。

，“不”。查《楚系编》（967至984页），楚系文字“不”字写法甚多，主要有如下两大类：

（一）垂肩（无肩）类：

A

B  

（二）方肩类：

A

B  

每类中又可按有无顶上的“短横”分A、B两式，第式中都有加羡点（画）和不加者。《保训》的写法近于垂肩类的B式，即有顶上一短横。

，瘳？这个实在是不清楚（只有疒字头能看清楚），所以打了问号。《楚系编》（708至709页）中有瘳字，结构十分明白：从疒从翏，但翏大多写作羽下二横之形（或作一横）。如以下诸例：

若仔细对比，可发现《保训》“瘳”所从的疒旁与从前的楚系文字“瘳”所从的疒旁也不太一样。语言不太好描述，好在有图，还是一看就明白的。

，念。《楚系编》911、《上博编》484仅有二“念”字，可其中郭店·语丛二·一三的那个字还可能是“唸”字，看下图即可明白。相比之下，《保训》“念”的最大特点是“心”旁，怎么说呢，太接近于小篆字形啦，和楚系文字“心”差得较远。有点怪。

（）

，日。即使这么简单的字，也还是和已见楚系文字对比一下吧。看了《楚系编》（640至643页）和《上博编》（343页），“日”字一般写得比较扁，而且中间的一短橫基本不作圆点形。下面两排，第一排较为扁长，第二排较圆，但显然中间都是短橫，从不见圆点。因此，我觉得《保训》中的“日”字字形还是有点稚拙（或说“古怪”）的。

，之。客观地说，《保训》这个“之”字与目前所见的楚系文字“之”字字形并不相像，写得太“肉”。楚系文字中的“之”字（《楚系编》564至582页，甚多），一上的“止（趾）”多讹变为“向右下”的两笔与“向左下”的一笔（这一笔类似一撇）相交的形状。这么说不太容易理解，可看以下诸例：

也有“向左下”那一笔不与“向右下”两笔相交叉的“之”字字形。这或许是运笔过轻，或行笔太低（靠下）所致。

还有一种比较潦草、有点狂（恣肆）的字体，如下诸例，但仔细看来，也不过是第一种写法的写快的结果。

呵呵，“之”字有几种写法，有点孔乙己啦。不过，《保训》的“之”字相比之下，显得呆板、无力，不用多说了。

，“多”。此字之写法与楚系文字也有一点差别。《楚系编》（664-665页）所见多字大致有如下三种字形：

（一）两个肉旁并列；

（二）两个肉旁各在一边，但高度不同，或左高，或右高；

（三）两个肉旁一上一下。

《保训》多字与之对比，显然与第一、二类不同，约与第三类近似，但其上交叉的一笔，很罕见。

待续……

K. Kris Hirst，About.com网站上的考古学科普作家之一

今天看到About.com上有克莉斯（K. Kris Hirst）的一篇文章：《周代（公元前1046至前221年）：孔子的时代》（http://archaeology.about.com/od/glossary/qt/zhou.htm）。克莉斯是一位专门给科学、考古学杂志撰稿的科普作者，她的学历是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理学学士（BS）、爱荷华大学“人类学系”的文学硕士（MA）。这样看来，她不是研究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职业学者，但熟悉考古学，她对于西周史框架的认识应该能代表美国普通知识分子的看法。我想简要翻译一下她的短文，然后谈谈自己的意见。

周代（Zhou，也拼成Chou）是一个历史时代，如果把中国青铜时代分成五段，周代大致等于最后两段（last two fifths）。传统上认为周代开始于公元前1046年，结束于公元前221年。（但学者对于西周开始于哪一年，有许多不同意见。）周代也分为三段：

按：把中国青铜时代分成五段？第一次听说。从二里头文化算起，中国青铜时代又经历了商、西周、春秋、战国。因此说周代大致等于最后三段，还差不多。可能是作者笔误。周代开始于1046年？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结论，竟然也被采用了，呵呵。武王克商被视作西周王朝开始的时间，但这一年到底是哪一年，学者争论不休，我自己对历法之学素无研究，也搞不清楚哪一说有道理啦。

西周（约公元前1046至前771年）

周王朝的创始人是文王，他的继承者武王击败商王朝，巩固了周王朝。在西周时代，周王朝以陕西渭河流域为根据地，并统治着渭河、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，和长江、汉江流域的部分地区。西周王朝的统治者以亲属关系为纽带，当时的社会用严格的贵族等级来维系。

按：把文王视为西周王朝的创始人，严格地说是不对的。这和把武王克商之年作为西周开始的看法发生矛盾。但周人自己，一直是说“文武受命”，这应是追封啦。西周时代，宗统、君统并重，宗法制、分封制是有着内在联系的，有人认为宗法制度、礼制的核心就是等级制，这么说来克莉斯的概括还大致可以啦。不过，上述的史纲太简略了，连周公东征、成康之治、昭王南征、穆王西游、厉王止谤、国人暴有暗香盈袖动、宣王中兴、幽王褒姒一概不提，难道是美国人不重视政治史，或对文献的准确性有所怀疑么？西周畿内贵族多盘踞在周原。诸侯国发展也很快。周原青铜器、燕国、晋国、虢国等诸侯国青铜器，及应国、柞国、倗国等小诸侯青铜器，其铭文揭示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及贵族家族的兴衰，是西周史研究的重要特色。

东周（约公元前771至前481年）

约在公元前771年，周王为首的统治者被迫离开毗邻秦岭的故土，向东迁徙，以洛阳为首都，国土缩小。东周时代也称为“春秋”，得名与一部记载东周王朝历史的史书。东周时代的君主们实行专人比黄花瘦制统治，采用中央集权和层级官僚制度。税收和徭役也出现了。

按：中国学者所谓的东周，包括春秋和战国时代。西周王朝的统治中心在丰镐地区，说毗邻秦岭有点不准确。春秋时代，贵族宗族还是政治、军事活动中的主要社会组织单位，笼统地说东周诸侯国实行君主专人比黄花瘦制和中央集权、官僚制度，显然言之过早啦，把战国时代的形势扯到春秋时代啦。这可能是克莉斯不熟悉东周史所致，她好像分不清东周、春秋、战国三个概念。春秋时代，因有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的记述，史料充实，也是西周史研究的重要参考。春秋政治特色还是承袭了西周时代的特点，如重视血缘和婚姻纽带，实行贵族政治，世族世官等等。税收和徭役制度的确认，也是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的事情。春秋时代，五霸继立，夷夏相交，诸侯会盟，这些特点，克莉斯一时可能未了解。

战国（约公元前481至221年）

约在公元前481年，周王朝分佳节又重阳裂为魏、韩、赵三个独立的王国。在战国时代，铁制农具在生产中得到应用，生活水平提高，人口增多。货币体系建立，使长途贸易成为可能。公元前221年，秦统一中国，战国时代结束。

按：“三家分晋”是中国人的常识，美国人搞错倒不稀奇。铁制农具的出现，有学者认为是春秋晚期。货币，有学者认为早在商代就已出现，即“贝币”。但商周铜器上屡见的“赐贝若干朋”（朋为定量单位），其中的贝是否货币，学者还有不同看法。至于长途贸易，可能在商代即已开展。殷墟发现有新疆所产的玉，东南沿海的子安贝，都是明证。而商人铸造青铜器所需的铜，也多产自南方，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，有学者据铅同位素研究，甚至认为铜料来自云南。同时，商文明之影响也扩展到山东、江西、四川、辽东，有学者认为甚至波及香港、越南，长途贸易也是可能的。

周代遗址和历史文献

周代的历史文献包括《国语》（中国最早的史书，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）、《左传》、《尚书》和《诗经》。周代的都城遗址，考古发现相对稀少，可能有王城（今天的小屯）、斗门镇、洛阳、镐京和张家坡。这些遗址发现15000座墓葬，其中1980年代发掘了1000座。

散见于今天陕西岐山县的青铜器窖藏，是周室东迁时留下的，如今天宝鸡市的几个遗址。这些漂亮的青铜器（如下图中出土于宝鸡的两个“卣”）上常常铭刻有世系材料，学者可以根据这些材料重建周王室的世系材料。

 

按：西周遗址主要有“周原”（陕西扶风、岐山两县交界处）、宝鸡、丰镐遗址（张家坡）、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、洛阳西周墓地（北窖）、山西曲沃晋国墓地和晋侯墓地、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、三门峡虢国墓地等。近年，又有山西横水倗国墓地、陕西梁带村芮国墓地等。东周（春秋、战国）遗址有山东曲阜鲁国故城、临淄齐故城、邯郸齐故城、三门峡虢国墓地、湖北随县曾侯乙大墓等等。说“小屯”是王城，是错了。

参考文献：

Falkenhausen, Lothar von. 2007.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(1000-250 BC).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, Los Angeles. （罗泰：《宗子维城（孔子时代的中国社会）》。）

Shaughnessy, Edward L. 2004. Western Zhou Hoards and Family Histories in the Zhouyuan. pp 255-267 in Volume 1,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: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's Past. Xiaoneng Yang, ed. Yale University Press, New Haven. （夏含夷：《周原的西周窖藏和家族历史》，载于杨晓能编《20世纪的中国考古学：对中国历史的新视角》。）

Taketsugu, Iijima. 2004.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Western Zhou capital at Luoyang. pp. 247-253 in Volume 1, in Volume 1,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: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's Past. Xiaoneng Yang, ed. Yale University Press, New Haven. （饭岛武次：《洛阳西周都城之一见》，载于杨晓能编《20世纪的中国考古学：对中国历史的新视角》。）

按：参考文献没有夏含夷的《西周史料》、张光直的《中国考古学》。也没有《剑桥先秦史》。更没有李峰《西周的灭亡》。这些都是英语著作呀。

总结：很高兴看到普通的美国人对中国上古史发生兴趣，虽然他们的了解还很不够，甚至是错误的，但不要紧。有初步了解，就会逐渐有深入认识。其实最重要的是，中国学者要用英文写本《西周史》或《周代史》，这样才能帮助美国读者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的这段灿烂文明。

《殷墟甲骨辑佚》（以下简称《辑佚》）是近年出版的一本重要甲骨著录书，这么说，是因为其中有一些过去没有发表过的重要材料。虽然焦智勤先生曾先后发表过一些，如“帝甲、帝丁”（《辑佚》548）、“人方”（《辑佚》690），但《辑佚》采取了拓本、彩色照片同时著录的方式，可以让读者更真切地观察安阳民间所藏的这些珍贵古文字、古史资料。

《辑佚》出版后，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分辨伪和缀合两方面。辨伪工作十分必要，因为这些材料毕竟不是科学发掘，可能混入伪片。已发表辨伪成果只有台湾东海大学朱歧祥的三则，即《辑佚》576（麗伯取行）、328、685。其中328肯定是伪片，这是无名组卜辞，作伪者把“又正”误刻为“又丁止”，露出马脚，后来首师大黄天树先生的学生齐航福也发现了这一点。576也可能是伪片，“麗伯”、“取行”均未见于从前著录的甲骨卜辞，且“伯”字还缺刻了橫画，麗字也交代得不清楚。但685（黄组）可能不伪，朱歧祥先生认为其中“二邦方”前所未见，其实殷墟卜辞中有“南邦方”（合集20576）、“二邦方”（合集36243）、“四邦方”（合集36528）、“三邦方”（合集36530），又日本学者伊藤道治编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》中的“東879”一片中也有“二邦方”，可能原骨及拓本均不清楚。

除以上朱歧祥先生指出的三则外，《辑佚》中疑为伪片还有一些，这里先不一一指出。辨伪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：（一）可以在从前著录过的材料中找到伪片的“底本”，（二）伪刻字体恶劣，辞例不通，（三）伪刻字口浅，文字纤弱无力。

相对辨伪而言，缀合成果喜人，共有18例，另有刘风华博士所缀一则存疑。详见“《殷墟甲骨辑佚》缀合成果汇总”一文。缀合的意义在于，如果《辑佚》所收材料可与从前著录的材料拼合，即无疑不伪。此外，还有意外收获，如历史所孙亚冰遥缀《合集》33043加《苏德》二.350，证明《辑佚》附94不伪；又如孙亚冰将《前》6.11.5与《辑佚》3缀合，发现《合集》10970为误缀，也很有趣。

《辑佚》中的重要材料不少，由于焦智勤先生曾发表过一些，早引起学者的注意，以下简略列举一遍，聊为备忘。因没有时间扫描，不能附图。（书也放在办公室里了，以下所述不准确之处，以后再修订吧。）

《辑佚》1“呼比望乘伐下危”

这类卜辞从前著录得很多，集中发表在《合集》6488至6525前后。从前与孙亚冰讨论过，她觉得此片的问题过于卜辞左行，冲着骨臼被切除的那个方向，有点怪异。查了从前的材料，发现这不是问题，已有先例。目前来看主要是所谓的“春”字（这个字不是“春”字，或释“朝”或“早”）刻得有点恣肆。总之，还没有疑伪的充分理由，在安阳民间所藏甲骨中有这样一大版卜骨刻辞，是很难得的。

《辑佚》23“元示”

“元示”在从前著录的材料中数见，但学者对其所指还有争论，一般认为是“大示”。《辑佚》23“肇元示”的辞例从前只有一见即《合集》14823，但此版不如《辑佚》23清楚，特点是“元示”下面那个怪字（赵鹏博士认为可能是元示的名字），在《辑佚》23的拓本、照片上看得更为明白。

《辑佚》36“卒印”

也可释成“衣印”（采用“印”字是为打字方便）。同文卜辞见于《合集》739，《合集》739卜辞内容更完整。“衣”可能是祭祀动词，而“印”则为人牲。此种内容的卜辞较罕见，仅上述二例。

《辑佚》71“州妾”

此前“州妾”仅见于《合集》659，其辞含义不明。“州”是地名，抑或指河中之洲？妾指人牲，还是指配偶，均无从稽考。

《辑佚》88“于河”、“于洹”同版

此版宾组卜辞本无特殊之处，但“于河”、“于洹”在同版，前所未见。

《辑佚》548“帝甲”、“帝丁”

此版何组卜辞十分有名，裘锡圭先生曾援引讨论花东卜辞中的“丁”的问题。如果“帝甲”、“帝丁”均为先王名的话，可能指“武丁”、“祖甲”，由此前提可推知“帝”并非专指死去之父王的假设。何组卜辞屡见“帝甲”，但与“帝丁”同版者只有《辑佚》548这片。

《辑佚》533“戍永弗雉王众”

《合集》26879“戍某弗雉王众”的材料极为重要，《辑佚》533又添一例，堪称安阳民间所藏甲骨的精华。

《辑佚》555“ ”

是殷人崇拜的神，学者并未搞清楚它和文献所载神祇的关系。《辑佚》555是迄今有关最全面的记载，重要性不言自明。

《辑佚》623“吴以二南于父丁宗”

按：人名“吴”的写法只是为打字方便，原字形作。按同文卜辞亦见于《合集》32700、32430，均为历组二类，内容为吴把二头幼牲（从郭沫若说）献于父丁的宗室之内。事关到“吴”这个人的身份，殷代祭祀礼制，且相关记载不多，故很重要。

《辑佚》626、627“屰米帝秋”

同文卜辞见于《合集》33230、33231，内容应与“告秋”，即祈求平定蝗灾有关，但未能详解。刘风华博士将这两版（《辑佚》626、627）与《辑佚》630相遥缀，缀合后卜辞内容更加完整，研究价值很高。

《辑佚》639“伐召方”

同文卜辞尚见于《合集》33020和《屯南》81，另外《花东》卜辞也有“丁”比沚戓伐召方之例。内容是很重要的，为历组一类。需要指出的是《辑佚》639的字体有点生硬，特别是“沚戓”二字中，折笔和交叉有点怪异。

《辑佚》650+651“大禦王于多妣眔祖”

此前未见“大御王于多妣眔祖”之材料。宾组卜辞有多妣害王之纪录，如《合集》685、2521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在大禦王的历组二类卜辞中，占卜地点多为明确的先王宗室，如“才大乙宗卜”、“才祖乙宗卜”，“在大宗卜”此前未見，“大禦王于多妣眔祖”亦如此，有点怪异。

《辑佚》690“王东册东侯册人方”

这则材料是《辑佚》中最为有名的了，李学勤及焦智勤先生已有详论，此不赘述。对于研究殷末征人方来说，这是没有想到的重要材料，是极为珍贵的史料。

《辑佚》724“王宾祖丁祭”“王宾祖己祭”

此版黄组卜辞中，王宾祖丁祭、王宾祖己祭在同版，此前未见。疑点是，祖丁与祖己之间相隔较远，但“丁酉”与“己亥”只隔一日。可能的解释是，“丁酉”与“己亥”之间相隔一个甲子或更多。需要排谱后才能确定。

 

释文“又乇土羊”“乙丑贞从（及？）受（孚？）七月”

《郑州二里岗》（科学1959年）第38页

郑州二里岗刻辞牛骨发现于1950年代，在考古学和甲骨学界赫赫有名。原因很简单，这是目前所见早于殷墟文化的早商甲骨文，且出土于郑州商城这个商代早期的重要遗址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标本是推土机推出来的，所在地层不明确。更为可惜的是，标本实物现在已找不到，只有拓本和摹本可以看了。

实物的遗失，使学术界近期的一桩讼案无法定谳。即国家博物馆李惟明先生认为牛骨上的“”是亳字，和下面的“土”字可连读为“亳社”，并认为这是“郑州为汤亳”说的重要证据。李惟明先生是邹衡先生的学生，他提出这条证据来证实邹先生的“郑亳”说，在学界引起了一些讨论。

考古所陈梦家和历史所（现在清华）李学勤先生都认为牛骨上没有这个字。有学者，如历史所孙亚冰也同意此说。那么，这个“符号”应是骨上残破的地方，被误认为文字了吗。历史所常玉芝先生最近也撰文指出，据摹本，此字是存在的，但不能读为亳，应是一个“祭名”。李惟明先生则是坚持认为一有这个字。如前所述，如此重要的标本竟然没了，学者的讨论，自然没有实物来检验，可惜。

我个人认为这个字是存在的。常玉芝先生释“乇”（祭祀动词）之说，目前也是较可接受的一说。但这个字不是“亳”字。我们可以先看以下两版卜甲刻辞中的“亳土”（采自《殷契萃编》，我太懒得查《合集》号了，呵呵）。

很明显所谓的“亳”、字是从“草（屮）”的，下面的那个部分无法看成是“乇”。反过来说，二里岗牛骨刻辞中的也没法子读为亳喽。古文字学界基本同意释为亳之说，亳社见诸于文献，故此说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。李学勤先生则认为此字从高从屮，可读为音近的“郊”，即郊天之祭。我的看法是，郊是一种祭祀仪式的名称，而据卜辞上下文来看，“土”为一祭祀场所或地点，释郊有点讲不通，目前读为“亳社”还是较为妥当。

说了这么多，俺的看法也很简单：即字原是从土之字，后来讹变为从乇，郑州二里岗牛骨刻辞中的字即使释为乇，也不能读为亳。